一家之言
  微信中社交關係更為緊密,“直播自殺”被制止的概率就要大很多。微博作為一個超級廣場,網民心有餘而力不足,更何況,從圍觀到行動還有一大段距離。
  很遺憾,在初冬的寒意里四川少年小曾的微博自殺直播,沒有能夠演變為警察破門而入、輓狂瀾於既倒的溫暖故事,他真的死了。
  根據新京報的報道:“2014年11月30日上午7點48分,一段疑似因網戀失敗自殺的微博在網上瘋傳。微博發出後幾個小時點擊率就達到13萬。網友們紛紛出力救援,勸其不要放棄生命。” 在網友的幫助下,信息被傳達給了瀘州警方,但警方和家屬破門而入後,還是沒能輓救這個19歲的生命。
  網絡圍觀“殺”了他?
  那麼問題來了:有人說是網友的評論尤其是無情的勸死跟帖“殺”了他。小曾的朋友也說 “網友的無情評論,也是很致命的一擊”。
  的確,頗有些網民跟帖說“鬧了半天又不死了”、“不行博主必須死”等等,誰看了都不會舒服。但我們看到,同時還是更多勸他好好活下來的跟帖。如果勸死的言論讓他產生了不快甚至痛苦,那麼勸生的言論所給予的溫暖也足夠消解它們了。
  我認為這些情緒上的話並不適合作事實層面的過度解讀。現實中人們也會說一些過激的話,作為情緒的發泄,絕大多數正常人說完也就浮雲了。網絡上更是如此,那些惡語相向、動輒約架的家伙,也沒有幾個真的會把“仇恨”帶到現實中來,極個別人士硬著頭皮趕赴約架現場,亦以不了了之的鬧劇收場。
  自殺作為一個社會問題,針對它的預防及干預工作,或許被我們嚴重地低估了。據世衛組織統計估算,全球每年約有100萬人死於自殺,其中中國每年死於自殺的有25萬人,而中國每年自殺未遂的人數更是高達200萬。
  學者稱,自殺的動機有三大特征:衝動性、孤獨性和矛盾性。從直播行為看,小曾渴望與外界交流,說明並未抱定必死之心,假如失戀後能得到充分的關愛和心理疏導,完全有可能走出陰影。很多人寧可上網與陌生人傾訴也不求助於親友,因此普及、暢通心理治療的渠道顯得尤為重要。而中國人還沒有養成看心理醫生的習慣,對心理疾病要麼失察要麼硬撐,這種狀況必須被改變。
  不同的平臺,對人性的規馴不一樣
  目前,手機觸屏成為最流行的社交界面,“屏對屏”的交流頻次早已接近甚至高於“面對面”,這是一個“屏社交”的時代。微博、微信、QQ是目前最普遍的屏社交工具。百姓日用而不知,其實屏社交潛移默化地改變著我們的情感生活。
  首先,公與私的界線消失不見了。絕大部分自殺並不直播,死亡仍是一種隱私。而一旦上網,自殺這種私密的行為旋即成為一種公開活動,可被圍觀和干預。屏社交誘使我們放棄了一部分隱私,有更多的時間與大家同在,人類拒絕孤獨、喜歡群居和分享的特征,有機會讓彼此互相守望,過得更好。從自殺干預來說,願意提前說出自殺行動,比起秘密自殺來,還是增加了干預的機會。
  微博、QQ是一個陌生人社會,在那裡,人們完全放鬆了下來,情緒上容易產生兩極分化,比如勸人別死和勸人去死。假如在微信朋友圈直播自殺,普通微友一定是一邊倒地勸他好好活著,親密微友就不會只是評論,他們會拿起手機打電話,甚至直接去探望解救。同樣是網絡圍觀,在不同的社交平臺,所產生的情感互動大不一樣。
  那麼為什麼同樣是公共輿論場,微博和微信會出現價值觀的部分錯位呢?本來,面對生命的抉擇,無論網上網下,人們應該有起碼的價值底線,而在微博上,人們的價值底線似乎更容易被洞穿,這固然與網絡的解構和娛樂精神有關,但可善可惡的人性在不同的輿論場顯然也會發生不同的走向。
  網絡輿論場的價值觀受制於技術平臺對人際交往結構的設定,比如,是全開放還是半開放,以及用戶、平臺自身對這種開放程度有沒有更加細膩的調控權限——就像現實中的人際交往那樣。不同的技術平臺對人性的順應與規馴也不一樣,技術設定了屏社交裡面人際交往的結構。由於現有的技術仍然只能簡單模擬現實人際,所以對人的引導避免不了要發生偏差。
  □陶舜(媒體人)  (原標題:假如“直播自殺”在朋友圈進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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